菠萝因被验出“介壳虫”而遭陆方禁止进口，引发各界关切，也激起国人购买的热情，甚至还造成菠萝价格上涨，一时之间“失政”仿佛变成“德政”。但问题并没有解决，人的胃纳是固定的，购买菠萝，自然会减少其他水果的消费，造成其他水果价格下滑。政府呼吁全民救菠萝，却要其他果农付出代价，应该是始料未及的。况且，若菠萝出口问题无法解决，难道明年此刻，又要大家一起大吃菠萝吗？

菠萝事件后，苏院长赴高雄视察并表示，在蔡总统指示下，将成立“农产品国家队”，不让菠萝价格比前几年差。这让大家想起农委会2016年辅导成立的“台农发”（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），当年就以“农产品出口国家队”为号召，如今成立超过4年，到底为台湾农产品出口做出了什么贡献？依照农委会的说明，“台农发”2020年外销农品总量1010公吨，占台湾农作物出口132万公吨0.08%；以这种绩效，想要达成农委会当年为它设定的“农产品进出口”、“技术输出”及“海外投资与资材外销”等核心任务，真的是天方夜谭。

最令人担心的是，该公司成立后每年亏损数千万元，至去年第3季已累积亏损1.3亿元，耗掉2.4亿元资本额的半数。原来从新西兰延揽回国，据说是创造猕猴桃Zespri行销奇迹的董事长陈郁然，在去年中离职后换了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学生洪忠修，而洪董的妻子是陈主委办公室秘书，显然是“近亲繁殖”关系。暂不管这些人事关系，摆在眼前的是，该公司绩效不彰，连生存都已发生困难。

台农发是个“怪胎”，说是要落实蔡总统竞选政见，却未提供足够的资源，硬要它“小兵玩大刀”。政府说它是“百分之百民营”，所以不必到立法院备询，董事长却由政府任命，将“扩大新兴出口市场”重任交给不需要负盈亏责任的经营团队，不亏本才怪。设定资本额10亿元，政府控制的台肥出资8000万元，兆丰银行3500万元，外贸协会、国合会、CAS协会等各投资2000万元，只凑到实收资本额2.4亿元，显然各界并不看好其前途，这个“国家队”的规模竟然和中小企业差不多。

农委会为它的绩效打圆场，说它今年将会“损益平衡”，出资单位也为它开脱，说它属于创导性投资，政策目标非短期就能做好，“以前台积电也是一塌糊涂”，乍听之下似乎有理。然而，“台农发”行销的是农产品，不能和工业产品相提并论。

首先，农产品是生鲜品，拓展远方市场既要低温又要速度，因而成本大增，竞争力遽减。其次，台湾属亚热带病虫害多，各国检疫标准日益严苛，若非大规模种植、统一处理，将动辄得咎；但台湾都是小农经营，农民栽种、出货各行其是，不遵照标准作业流程，检疫容易出包。其三，台湾已是富裕经济体，工资高、土地贵、规模小，蔬果生产成本高，加上台湾未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，与主要水果进口国家未签署FTA，要承担较高关税，台湾水果越来越难和外国竞争。其四，现代化物流和行销体系耗费成本，台湾小规模农业难以负担，更乏力进行品牌国际宣传。

上述不利条件，在在需要政府协助解决，例如让小农变大农，需废除或修正《三七五减租条例》和《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》；克服关税负担过重问题，需加入区域经合组织并签署自贸协定。这都不是台农发或其他公司所能代劳，甚至农委会都办不到，但蔡政府能回避吗？

政府和企业各有角色，政府的角色是提出政策协助企业发展，企业的角色是追求最高绩效创造最大利益。政府组成企业亲自下海，风险非常大，若是农业，风险就会更高，这正是农产品行销利润远高于生产利润的原因。政府想协助外销当然是好事，但应该以创造良好产销环境与竞争条件为主，硬要插手做企业之事，就是捞过界，而且要承担更高的风险。更大的问题是，政府插手企业，不为解决问题，只为安插人事。试问，像菠萝风波出现时，“台农发”能解决吗？

出包后，农委会不思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整天只想靠1450做内宣。若不赶快收手，“台农发”不仅会成为“政府失灵”的活教材，也会成为蔡政府无能的标竿。